北魏末期战乱，很多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被地主豪强所控制，变成奴隶，或编为私人武装。

这些豪强不缴税也不上报奴隶数目，藏匿人口，暗地里保留了很多的钱财和奴隶，导致东魏的户口数目和税收锐减。而且这些拥有大批私兵的军队不受朝廷管辖，严重影响到国家稳定。

高澄辅政之后，几次派高隆之等人前去河北括户，所谓“括户”就是查户口，进行人口普查。《北齐书》曾这样描写“又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于是所获甚众”。

那时因为众多的地方豪强私藏人口，用作自己的私人军队和充当家族奴隶，导致国家无法征兵。

为此，高澄下令大肆搜寻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等地区的老百姓为士兵，凡是逃亡与隐藏者的本人及其主人、地方的三长（即里长、乡长、村长）和地方守令官员等均被处以死刑，被处死者的所有家人就会被没收为奴婢。

此令一出，那些地方豪强再也不敢隐瞒，放出了大量被藏匿的人口，高澄这样做，同时让东魏政府因此征召了众多的士兵。

这项括户政策同时也使得国家的居民户口增加了，老百姓回到土地上耕种，缴税给国家，国家财政税收也因此而充裕起来。

括户过程中打掉了那些地主豪强，他们的财产也被充公，给朝廷提供了不少军资，被搜出的奴隶和充公的私兵也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对于河北一带的豪强门阀，他们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日益强大的乡党，高澄也对此进行了逐一的打击和削弱。其中的一些门阀大户，如渤海高氏、赵郡李氏等族中就有人或被贬斥或永不叙用，解除了一定的隐患。

从北魏末年开始，当时的私盐情况就十分泛滥，官盐产量远远跟不上，而私盐则利用市场交易偷逃高额盐税。东魏右仆射崔暹就向高澄建议，在海滨的盐场里大量增加灶头用作煮盐。

而高澄没有采纳崔暹的建议，反而听从度支尚书崔昂的建议，关闭盐市，允许民间将私盐卖给官府，只收取他们少量盐税。

这样一来，那些制造私盐的人一来不用担惊受怕，二来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赚钱。互惠互利，双方都得益。

此法平衡了官府与私人在盐务方面的矛盾，令双方获利。

经过这一番改革整顿后，东魏政治经济开始走上正轨，勋贵势力受到抑制，高澄作为高欢的继承人，从此地位彻底稳固。

高欢去世后的第五天，东魏名将侯景就叛变了，因为侯景是追随高欢起家的同乡人，对东魏的政治和军事都十分熟悉，因此叛变初期对东魏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动荡。

高澄听取陈元康的建议，大胆重用慕容绍宗，一举将侯景赶至南梁国，并趁机吞并两淮，为东魏扩充了了二十三个州的疆土，并攻陷淮南重镇寿阳，将疆域从淮河以北一直拓展到长江沿线。

高澄在民族政策方面较高欢开明，高欢时常劝诫鲜卑族人，他说：“汉族人都是你们的奴隶，男的为你们耕作，女的为你们织布，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他们啊？”

在高欢的眼中，汉族人只是鲜卑族人的奴隶，但高澄则愿意平等接纳汉族士大夫，并起用他们为官，协助管治朝廷。

父亲高欢去世后，高澄带领着弟弟高洋把控着东魏政权，孝静帝元善见也知道如今是高澄当政，为了讨好他，于是下旨由高澄继任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坐镇晋阳。

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大丞相，封齐王，并加殊礼，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种特殊的礼遇是三国时期的曹操曾经享有，现在东魏天子同样给予高澄这样的礼遇。

所“赞拜不名”，就是说上殿的时候礼官不可以直接喊高澄的姓名；

“入朝不趋”，就是说他在朝堂之中不用像别人一样小步快走；

“剑履上殿”，就是说他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上殿。这三种礼遇都是在古代十分夸张，不可想象的最高级礼遇。

作为人臣而言，高澄的权力地位几乎已臻顶峰。

高澄成功击溃叛将侯景，以反间计扰乱南梁，拓展两淮和河南之地，有力团结统治阶层，掌控东魏政权，对家族地位的巩固，东魏向北齐的政权过渡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