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忠奸都难辨，除非是二者并存于世。要么忠臣灭了奸臣，要么奸臣害了忠臣，要么相互妥协，相互掣肘。汉光武帝刘秀号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给予宽容笼络，而不是严苛刑罚的制约，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刘氏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反而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甘当外戚的傀儡，这便为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宦官外戚左右朝局，汉代选官制度便就此形同虚设，士大夫阶级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于是三方势力彼此角逐，演绎出整个东汉中晚期帝国前进的脉络。

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方势力各具特色，相互制约。人们往往会更多地偏向于士大夫，认为他们正直、有气节，应该掌权；其次则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皇帝羸弱、不堪大用之时，外戚辅政也是唯一而有效的选择。但却极少有人希望宦官可以荣登九五之尊。世人总是抱着一颗敌视的心看着宦官。这当然不能责怪世人，而应该从宦官的本质看看，他们为何会招人敌视。

因此，在当时而言，梁商作为一个比较有节操的官员，是难以被宦官所容忍的。汉顺帝刘保就是在十九个宦官的支持下，才得以击败阎姬，得承地位。此番大事既成，宦官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获取皇帝持久的宠幸。此时士大夫阶级并没有较大的势力，能够与宦官争权的人，只有外戚家族。这些宦官平生没有什么大志，好的则能够忠君为主，奸的则会害人误国。随着梁商的恩宠日盛，这些后宫之中的闲人自然会被皇帝冷落。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一旦天下定矣，他们便可有可无。对皇帝而言，他们一来不能像外臣一样在治国带兵之时为皇帝所用，二来不能像皇后贵人一般为皇帝所念。

可宦官是不会甘于沉寂的。不久，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谋害梁商，以重新获取皇帝信任。

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人一起合谋，诬陷梁商和另外的两个中常侍曹腾、盂贲，说他们积极动作，联络朝中大臣和某些王子，欲废掉顺帝另立新君，于是请求皇帝下令，逮捕梁商等人，治他们谋逆大罪。哪知顺帝不为所动，他虽然昏聩，却并不糊涂，心中早已明白是非黑白，对宦官们的心思也可说得上是了如指掌，所以前面才会将拥立他的十九位宦官废而不用。见他们言辞凿凿，顺帝直截了当地说道：“众卿家可知，大将军父子以及皇后一家都是我的亲人，曹腾、盂贲都是我喜爱的人，此番你等来弹劾他们，可有确凿证据？”

见一众宦官相互顾盼，顺帝顿时胸有成竹地继续说道：“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你们都嫉妒他们罢了。”

张逵等人见顺帝如此表现，知道自己的谎话败露，只是皇帝昏聩无能，一时之间倒没有定自己胡乱给人安插罪名的罪责，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一旦为梁商等人所得知，自己几人会相安无事。如此一想，张逵等人顿时大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先斩后奏。于是，张逵等人急忙命人做了一篇假诏书去将曹腾、盂贲逮捕起来，并关在皇宫之中，这二人也甚得皇帝恩宠，几人也不敢直接将曹腾、盂贲二人杀害。

不久，这件事情便为顺帝所得知，顺帝听说后大怒。这还得了，宦官虽然拥立有功，但如此下去，却是皇帝万万不能忍受的。梁商忙向皇帝进言，救人要紧，先命令宦官李歙赶紧去把曹腾、盂贲放了，再把张逵等人逮捕起来。经过审讯，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张逵等人的供词之中，还牵连到一些王公大臣，皇帝见此，也犹疑不决，是否要斩草除根。梁商知道，如果真的追究下去，不管是他们是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都会牵连甚广，如此一来，则朝纲大乱，人心不定。梁商急忙向皇帝上书，劝皇帝“知止安人”。顺帝觉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梁商的意见。仅仅将那些证据确凿、无法辩驳的人绳之于法。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重死去，临终前还不忘叮嘱自己的这个恃才傲物的儿子梁冀，要他谨记勤俭，对自己的葬礼不要过分奢侈。皇帝刘保有感于其忠贞，亲自到他遗体之前致哀，并赏赐金银衣物无数，赐予他谥号“忠侯”。

当然，在顺帝那个混乱纷争的年代，受到宦官排挤和打压的绝对不止梁商一人。梁商位高权重，甚得皇帝宠幸，即使为奸人陷害，也能无所畏惧、不受其害。而人微言轻的张衡就没有梁商那么好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