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都这么说了，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顾虑，侃侃而谈：“司徒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桓灵时，察举之弊，天下人所共见。但是要说增加一些考核以应对此弊，却也有些牵涉过大，不适合如今的局势。

毕竟如今乃是乱世，主公选才，本就已经不拘一格，并非全然按照察举之法。遇到能吏、勇士，只要有所建树，便能立刻得到拔擢，贫寒而有才干之士，出头之路并不匮乏。

所以，司徒所献之策，或许能在天下太平之后、选才之路不畅时，再行提出，却不适合现在。”

诸葛亮这番话，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纯是就事论事，以治理效果为准绳。

倒是把极度依赖对历史先知先觉的诸葛瑾，说得一愣一愣的。

诸葛瑾不由异议：“这……选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话，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赏罚体系，怕是也难以人尽其才吧？要是有些人一开始就连表现的机会都捞不到呢？

太史公在《平原君列传》中尚且记载毛遂之言，‘锥处囊中，方得脱颖而出’，但选才之法不当，连处于囊中的机会都没有。”

诸葛亮：“太史公所记，恰恰证明了我所言，毛遂自荐之前，为什么没有机会‘处于囊中’？是因为当时赵国还算相对太平，没有遭遇危难。

而只要和平、不与敌逆激烈对抗，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才能混迹于英贤之间，滥竽充数，导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没。

可是强秦迫近，赵国非联楚不能自保，生死关头，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选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将来前途才会远大，已经形成了默契。虽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还是有限。

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甚至是当年的董卓，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可以说在敌我双方，都已经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我却以为，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小吏中选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

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他因为历史惯性，而倾向于科举，但现在看来。在选官时强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严进宽出”，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

诸葛亮的说法，倒是“宽进严出”，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准入考试”，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给公家办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儿。

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礼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

但是，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如今这个特殊形势、环境下，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

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愣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诸葛瑾想通之后，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