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休息室中的女士们在热烈的讨论着大富翁达拉莫伯爵和他在伦敦大学里培养出的乖学生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时半刻闲暇的亚瑟终于有时间干点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虽然他在外交体系中的职务并不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并且他的工作还受到了国王陛下与威灵顿公爵等人高度重视，所以，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亚瑟与其职级并不匹配的情报权限。

也就是说，他能在不列颠驻法兰西的公使馆的故纸堆中随意挑选符合他心意的历史遗留文件。为了帮助亚瑟做好汉诺王国新宪法的警务改革调研工作，事关警务方面的文件对亚瑟更是毫无保留的。

而今天亚瑟挑选的佐餐读物是前拿破仑帝政时期与王政复辟初期法兰西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写给威灵顿公爵的一份备忘录。

——如果有人能够切实地维护大众利益，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不挑战他们的固有偏见，让他们丧失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或者能够操纵他们无知而又易于轻信的特点，那么民众就能乖乖地保持平静。当下，我们的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含许多进步成分，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的邪恶力量。如今，古老的顺从传统已经过时，而循规蹈矩的方法也已经无法驯服人们。

——拿破仑·波拿巴之所以轻松夺权，与波旁王室自己犯下的错误脱不开干系，这帮人固执的认为王权之所以被颠覆，是因为有巨大的阴谋在其中作祟，这种致命的偏见愚蠢至极。他们总是不加分辨地使用线人，并在处理情报时不加以鉴别，更没有多留个心眼。

——根据我在工作中的经验，警方的线人每天都要提交报告，以换取酬劳和对他的热忱的肯定。如果他们没有东西可写，那他们就会捏造出来。如果意外发现什么，他就会夸大其词，以突出自己的存在感，这种错误的情报常常造成政府的误判，并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抬高到政变与起义的角度。

——当这种政变与起义的担心弥漫开来，越来越多出动的军队、军警会使得社会中的空气变得躁郁，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使得社会各阶层中都滋生不满情绪。这种不安的气味让那些异见分子一嗅便知，他们开始互相串联、组织，然后，那些本不该存在的政变和起义就真的在这样的氛围中生长出来了。

——当然，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阴谋也并非总是一无是处。如果政府可以抓住编造出来的危险机会，养着一个阴谋足以让政府借机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权力。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本身应当是清醒的，他应当明白这个阴谋是虚假的又或者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而不是同样被阴谋论的恐惧左右了思绪。

而在备忘录的下方，还留着一行先前历任英国驻法大使留下的读书笔记。

身为外交情报人员，他们对于富歇的见解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亚瑟看来，那都是些行外人看热闹似的评语。

或许在自然哲学方面，他的意见不够权威，但是在警务管理与情报方面，亚瑟还是小有心得的。

他取出衣兜里的钢笔，学着历任驻法大使的做派，同样在文件下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复辟的波旁王朝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重视富歇的建议，并且撤掉了他的职务，转而任命埃利·德卡兹担任了新任警务大臣。根据历史文件显示，在王政复辟的最初几年当中，法兰西国内并不存在大规模、有组织的颠覆活动，然而德卡兹的警察却抓人上瘾。

——有人因为呼喊“皇帝万岁！”或者“打倒波旁王室！”而被逮捕，还有人因为失去工作后醉酒发脾气，或者对老婆发火，对税率或者面包价格表示愤怒，甚至于仅仅是表达心情沮丧和不满，便遭了牢狱。

——这些被抓的人被强迫承认自己在酒馆的发酒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辱骂王室、辱骂保王分子、是在耍流氓，而他们本人则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分子或是波拿巴分子。他们频繁光顾的酒馆也成了警察口中的反对分子大本营，这些平时在码头、工厂里卖力气的普通人也不知道为何多了一段去过柏林、伦敦或是纽约的经历。

——在这一时期的法兰西人，就连穿着打扮也得非常注意。巴黎知名警探弗朗索瓦·维多克先生告诉我，在德卡兹主政的警察时期，有的人会因为衣服上镶嵌有‘帝国之鹰’的纽扣遭到盘查，还有一個珠宝店学徒因为身穿粉白紫三色相间的衣服遭到逮捕，因为警察们怀疑学徒这么穿衣服是为了展示其对于三色旗（红白蓝）的信仰。

——巴黎消防队也一度被怀疑忠诚，原因是在国王护卫队通过时，这些消防队员没有举枪致敬。在1818年1月到1830年6月七月革命前夕，记录在案的针对当局的暴动数量共有704起，而其中只有约占6%的暴动，即43起是有政治诉求的。

——在这一点上，公共马车夫与邮车车夫的报告，显然要比警方线人更加真实，车夫们的报告通常是在反应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他们记录了人们争吵谩骂政府的真实原因，大部分人思考的目标是如何挣得足额的黄油和面包，而不是政治问题。

——哪怕是在那43起有政治诉求的暴动中，他们的所谓政治诉求也是与基本生活需求挂钩的，1816年到1817年在法兰西爆发的叛乱几乎全都与火山爆发引起的粮食短缺有关，1819年里昂爆发的勒德运动初衷是为了抗议新引入的印花机器。

——管理警察部队与线人体系是一门艺术，这不是可以用指标量化固定的名额。警察部队逮捕政治犯的频率与人数，通常不是与异见分子的真实数目挂钩，而是与政府以及政治头面人物对阴谋论的深信程度挂钩的。如果大人物们对颠覆阴谋深信不疑，线人们很快就可以给你变出半个国家的反对派，如果你将这群人关进监狱，那么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货真价实的反对派了。

——维多克先生向我坦诚，警方的线人们在王政复辟时期经常建立‘某种政治捕鼠器’，这帮靠赏金吃饭的家伙会同体力劳动者打成一片、喝酒唱歌，他们教工人们唱冒犯波旁王室的歌曲，将他们置于虚构的颠覆活动中，然后便可以通知警方将这群酒蒙子逮捕。

——在图卢兹，当地警察甚至有过故意煽动粮食价格暴动的行为，他们私下印刷谴责波旁王室的小册子，并派人将它们分发到市场上去，然后便可以堂而皇之的抓捕那些不明所以、毫无组织、只是凭着不满情绪谩骂政府的市民。

——波旁王朝死于七月革命的经历，究竟谁出了最大的力，我想那些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不满的法兰西公民只占了三分之二的作用，波旁王朝的管理方式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则占到了三分之一，至于那些专业的政治党徒，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在车快到站的时候，一脚把门踹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