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率是能吃就吃，能拿就拿，甚至抢偷也可能，所造成的破坏与他们没相干，大不了换个地方去，反正都是盲流！

所以封建时期来说，土地几乎就是所有人的命，所有人的根。

哪怕土地本身不能产出让你吃饱的东西，但它就是你的面子你的信誉、你的一切！

有土地，街坊邻里就会默认你是个大灾时候，和大家一起饿一起苦熬的人。

有强盗来了，大家会默认你是个会和大家一起保护自己土地和祖坟的人。

其实哪怕开明的后世其实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是比较隐性而已。

譬如一个城市里，你有一套属于你的房子，和你是租房住的人相比，在外面社交时候，肯定是不同的待遇。

这些，就是人离乡贱的基础逻辑。

而根据高明理论：在工业文明前的封建时代，土地的分散，虽然无法享受集约化生产带来的效率提升。

但是！

土地在老百姓的手里越均衡，几乎就代表着社会稳定度越高，抵抗外敌时越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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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理论出发的话，宋的问题在于土地大量兼并，集中程度乃历史之最！

这的确是提高了土地使用和粮食效率，并释放出了大量劳动力搞商业、搞其他手工艺业，也造就了这时期独一家的璀璨文化和经济奇迹。

可惜就是差了三口气，最终没能跃升段位进入工业时代。

那么一但没有工业加持，而又因户口开放，过度商业化抹杀了血性和战力。

最终就折射出异族南下之际，抵抗力几乎只有5的现象。

现象就是现象，至于现象背后的本质，不同的历史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土地，就是高明给这历史时期的最佳答案。

王安石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于是顶住了弥天压力迎头上，一心只为富国强兵，早在土地兼并尚未特别严重的时期，就试图从土地出发，要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并重新分配。

想法是好的！

但他肯定做不到，因为王安石忘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忘记了他是怎么成为领袖的：靠打，而不是靠耍嘴皮子做利益群体们的思想工作。

重要的事说三遍：思想工作是给自己人做的，不是给对手甚至敌人做的。

偏偏赵宋政治体系内，几乎是打不下、杀不了士大夫的。

于是进入了最朴实的一个道理：

所谓打土豪才能分田地。诸如晁盖集团这样的狠人，身为执政官如果有顾虑、不把晁盖团伙主要成员大多数拖出去毙了，试问，就算把他盘剥在手里的田重新分出去，村民谁敢去种？

不敢！

朱仝雷横这样的人为什么放晁盖？

真不是什么义气，凡有义气的人拿着皇帝的工资，肯定是要为皇帝考虑的，至少不能为皇帝的对手去考虑。

所以理由就两个字：不敢！

即使后世更文明的时代里遇到严打，收拾诸如晁盖集团这样的黑恶组织时，基本也是公安退外围武警进驻处理的模式。

人家那是外地来的军事化管理机构，平时封闭军营，役期一到就天南地北散了。所以才真敢拿人！

而土生土长、在当地拖家带口的警察，还真是要衡量一下能不能出这个警？

不能的话别勉强，捂着肚子请个病假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了。

太阳底下其实就这点事，古今都没变过！

基于上述这些，郓城街市上的人们没有活力的神态也就有了着落，因为他们走是走不了，但每日除了为生计奔波外，还得忍受着有保护伞的黑恶集团威胁。

这个保护伞就是宋江！

有宋江这么一工于心计的人存在。

换高明是朱仝雷横，处警之际也会请假的。

关于郓城县的权力架构也不复杂，皇帝任命的知县是一把手。

县尉通常是当地氏族，相当于副县兼警察局。

主簿相当于分管赋税的副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