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婉等人一路西行的同时，朝廷还沉浸于收复青唐的巨大喜悦之中。

在后续的战报中，王厚率军稳驻青唐城，后续的粮草补给，正在陕西商人的大力支持下，源源不断地从熙河路转来。

原本是为了不让吐蕃人过早察觉出他们运送物资的去向，商人便将漫长的运输线路分割成一段段，并在熙州、河州通向邈川、宗哥、青唐一线的路上修建了大量的中转仓库。

但是一直到了战后，却无意中发现了这种在后世被称为“兵站运输”方式的巨大优势：

古时的运输工具简陋，运输距离越长，其中的损耗就越大，而像这样改成了分段运输后，中间的装卸搬运成本其实只是相当于原本在运输过程中的休息过程。而且一趟漫长的运输分拆成了相对较短的多次运输，其间无论是运输工具还是运输人手的协调都可以变得灵活了许多。

更何况，对于出发后再到半路上所出现的一些战时需求变化，中间的兵站仓库完全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即时调整。

王厚在领军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就已经明确发现了这些沿途仓库的巨大意义。于是，他进一步决定，在每一座的仓库旁边继续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及岗哨，然后在每一处少则留下五六名、多则安置十几名士兵进行驻守防卫，以完善保障接下来的后勤补给。

因为跟随过父亲王韶在平定熙河地区所积累出来的丰富治理经验，王厚在攻占了青唐城之后，极其注重约束管理兵将的军纪。

除了投降的瞎征、陇拶以及那三个公主，是都必须要送到京城面见天子以外，对于其他的吐蕃部落首领，他都进行了好生的安抚，并告诉他们：对于他们的主动受降行为，大宋朝廷一定会有着相应的善待与封赏的。

当然，由于赵驷的受伤，驻守邈川城的刘仲武也相对非常地本份，从而使得大宋这一次的出兵青唐的大军内部相当地团结一致，并没有任何异事滋生。

王厚深谙蕃事，知道对于这样一块已经脱离中央政权数百年的蚂地，仅仅只是眼下的军事征服与占领是远远不够的。

而他的父亲王韶在最早的《平戎策》中就明确提出过“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这五大方略原则，并在攻取经营熙州、河州等地中，得到过充分的验证。

所以，除了对于青唐城里投降的吐蕃部落首领及贵族进行善待以外。对于其它地方的其它人，王厚则毫不客气。他把手下那些经过泾原讲武堂培训，如今已非常擅长麻雀战的将领们四下都放了出去，一则将自己诚意接受任何愿意方动投降依附的政策与意愿尽快散播出去，二则也可以让手下这帮杀才一般的将领得到充分发泄的渠道。他们因为青唐城直接投降了之后，而无处立功的火气与心情，就可以发泄在四周那些仍然存在敌对之心的小股势力身上，通过四处的出击与围剿，顺便也快速地清除掉了青唐城周边的安全隐患。

对于征服之地所谓恩威并重，便就是需要这样地操作。

如此一来，四周之吐蕃各势力，对于如今青唐城的宋兵，简直是闻宋丧胆，如果不迅速地举起双手投降，便会被不时出现的小股宋军小分队以极其娴熟与凶猛的手段而抢劫一空。

而在此措施之下，驻军的补给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外出作战而不时地满载而归，最终青唐城里的宋军军纪，也出奇地严谨了起来，以至于呈现一股秋毫无犯的王师气息，令那些投降后的吐蕃首领与贵族心下甚安。

关于屯田之策，王厚更是十分上心。

一方面，他已经迅速安排人手，对原有居住人户的田土，尽数进行保护，以安定民心。而只有那些坚持对抗以及最后无奈之下才投降的吐蕃贵族，才会将他们的田地，尽数没收进入官府手中以示惩戒。等到这些统计数目出来之后，他便可以以此为据，再向朝廷请派从内地迁居无地流民来此耕种，既可迅速恢复地方经济，又可快速改变本地居民结构。

而当务之急，要想迅速恢复并提升青唐地区的经济，只有兴商一策，最为迫切。

正因为如此，原本并不太想与随军监军宦官有太多深交的他，却不得不叫上童贯，让其邀请为此战立下重大功劳的随军商人代表一同庆功并议事。

与这些商人中领头的胡衍，王厚在章楶主持宋夏和议时，代表熙河路去渭州共同议事时，曾经见过几面，知道他是秦刚的把兄弟，而现在显然已是陕西商人的行首了。

“哎呀呀！胡掌柜已经来了，各位掌柜的好啊！”王厚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招待大家的大堂之中，自此战一起，他便一身戎装，刀不离身，俨然便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