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笑笑说：“嗲嗲您想哪去了，我自然是晓得读书是第一等重要的事情，这不您也看见了，现在做生意的事，都有他们两个人帮我呢！还有，我刚才去拜访了军学的林教授，您看，这是他指点我的作业，我肯定是要参加秋天的取解试的。”

“真的吗？”秦福这才松了一口气，嘴里不住地唠叨，“那敢情是好，连军学的教授都愿意指点你，你可得把这书给读好了。你娘走得早，咱秦家在高邮无亲无故的，就指望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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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放心，我怎么会不重视读书呢？您想想，我连小妹都送到学堂去了。”秦刚继续宽慰父亲，“再说了，我去秦家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庄上出了三个进士【注：指秦定、秦观与秦觏】所用的书房，是可以让我随时去用的。所以我现在学习的条件，可比从前好多了。”

秦福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又关切地问儿子饿了没有，他便去弄饭。反正现在铺里的生意有黄小个在前面照应，他也省了不少心了。

叶宗古在毛滂将要来接任高邮知军的正式消息传来前，快速打包走路了。

之前说过，为了离任前捞个好名声，他可是使劲地把军库里的余钱花得干干净净的，临行时自然收获了一大波下属官吏的颂扬之声。

现在离开，他就不必因为军库钱花光的事情对毛滂负责，将来官场上即使相见，也不必尴尬。这也是大宋官僚之间的潜规则之一。

原先被张盛富设局入坑的几大本地望族，此时是因祸得福：因为改用了水泥修城，花费的成本大幅降低，即使是经过县衙克扣之后的那些拨款费用，最后算下来居然还能有所节余，自然是加快进度，终于圆满完工。

此时，毛滂终于十分低调地来到高邮军上任了。

此前他在杭州任法曹，其实处理公事方面的能力倒也一般，平时更多的时间是陪着知州苏轼等人一同四处饮酒作诗，此间与前来拜访老师的秦观相识。而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与才华，才是甚得苏轼赞赏与推崇的关键。

苏轼后来去知扬州时，毛滂因与秦观志趣相投，就一同回了京城进国史院任职。

苏轼在政治观点上虽然不认同新党，但对于朝廷中保守党对新党的穷追猛打同样表示不满，被划为蜀党而受到不断排挤。但是在知扬州之后，最终还是因为高太后认可其卓越的才华风骨，于今年年初召还朝廷，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任礼部尚书。

此时，正值叶宗古知高邮军的任期满，保守党对新任知军的几个推荐人选都不满意，苏轼便乘机给高太后上书，举荐了毛滂，为其谋得了一个“权发遣知高邮军州事”的升职。

宋朝的官制相当复杂，元丰改制之后，稍稍简化了一些，主要是将之前的本官阶、寄禄官阶与散官阶整合成了两个，每个官员大约都会有寄禄官阶、差遣、贴职、勋官等组成。

这其中，新的寄禄官阶并没有实际的职务体现，主要是决定你可以拿多少俸禄、确定你的升迁资格、章服品级。有点像后世的正厅级、享受某某院专家津贴等。

整合后的新寄禄官的名称沿用了过去的散官阶的名称，像这次的幸运儿毛滂，本来的寄禄官只是正八品的左奉议郎，因为得了高太后的发话，顺手就把他提到了正七品的左朝奉郎。

而差遣就是实际安排要做的事情，它的特征是前面会有“行、守、判、知、权、权发遣、试、管勾、提举”等等的前缀字样。

然后的勋官与贴职分别是给武官与文官的荣誉称号，就是让你听起非常牛。

而宋朝官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寄禄官阶与差遣相互分离，让皇帝与朝廷执政们拥有了非常灵活的用人机制。

比如知高邮军这一差遣职务，一般需要正六品官阶的文官担任。但是，如果让高官阶官员做低官品差遣的话，就在前面加行，如果是曾任中书、枢密或二品以上官员出任各司及地方官员，前面就会加判，称为“判知某某军州事”，这里的判并不表示判官，而是指能够有独自裁决的权利，以示安慰或重视。

而相反，要是让低官阶的官员去负责高官品差遣的话，可以前面加守，也有时在低一级前面要加个“权”字，就是暂且的意思。低两级的话，前面得要加“权发遣”三个字。

像这次的毛滂，寄禄官提了两级之后还只是正七品，离知军州事所需要的正六品还是差了两级，所以便成了最后的“权发遣知高邮军州事”。

所以啊，在大宋朝，看人高低不能只看官阶。有时你做到了二品官，但一下子被派到岭南等地做知州，那就是被流放。而有的人虽然只有五品官阶，但如果是有个差遣是参知政事的话，那就成了事实上的副宰相、人们口中俗称的相公。

毛滂赴任之前，专程去秦观之处辞行。

他此次能得以这个官职，自然是与秦观在老师苏轼面前的力荐分不开的。临行前不去苏轼那里感谢以示避嫌，但秦观这里转达也是一样的。

更何况，他是去高邮做父母官，关于秦家庄的人与事，自然是要多少给些照顾，也得听听秦观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