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汉世侯的门人子弟还是故宋降官，都无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驻达鲁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转为文官的武将，虽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这些武将中的绝大多数人，连大字都不识。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奋勇拼杀，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级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为主的达鲁花赤，基本上不会汉语，与下属的沟通都有障碍，更别说实施管辖的权力。

于是，朝廷便发明了这种“圆议”的制度。

但凡涉及辖区内重要事项，几位官长需要坐于一堂，共同商议，并形成连署意见。

此时，正在录事司衙门内，进行“圆议”的，便有录事司达鲁花赤、相当于县尹的录事、相当于判官的录判，以及首领官典史。

还有专为达鲁花赤服务的通译。

主位上，坐的是一个肥胖的蒙古人，录事司达鲁花赤兀哈。

此人原为大将塔出手下。塔出虽然是畏兀儿人，却是忽必烈宿卫出身，可谓根正苗红。攻宋之战中，随丞相伯颜南下，直入江西，以江西都元帅职领兵平定广东。因功得授江西宣慰使，再升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

如今江西行省各地的达鲁花赤，多为塔出手下。

有这样的一个军中大佬为后盾，兀哈在广州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只是数年之前，塔出入觐大都因病去世，人走茶凉，其麾下势力自此沉寂。兀哈的行为也收敛了许多，到底没做出过多天怒人怨之事。

在兀哈边上，与他一样身着绿罗官服的录事赵若冈，本为宋人。

当年，元军兵指广州，广州安抚使方兴弃城而走之后，赵若冈接过广州防务。发誓要与元军抗争到底，并焚毁城内大半房屋，哪怕城破也绝不给元军留下片瓦。

结果，元军兵围广州城八天之后，赵若冈终于开城而降。而接受他投降的，则是早两年降元的吕氏子弟、襄阳大将吕文德之子，吕师夔。

发誓抵抗的赵若冈，还是活成了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