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香梅听到郑红旗说要将高粱红酒厂的事情缓一缓，心里十分焦急，毕竟高粱红酒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只要有高粱，就会有酒。只要有酒，安平就会有税收。

吴香梅笑着道：“郑县，这次省里规范工业园区，我们安平肯定是支持的，但是我们安平的高粱红是在省里的文件下达之前县里就已经下了批复，如今我们土地都谈得差不多了，已经进入勘察设计阶段了，这缓一缓不知道要缓到什么时候，再说，这钱也不是财政的钱。”

香梅啊，你现在不仅仅是安平的党委书记，你还是县政府的副县长嘛，看问题啊就不能只站在安平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来看，省上这个政策出台的是非常及时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县里来讲，城关镇主要是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业园区是近两年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你们安平乡既有乡镇企业，也有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本来咱们企业的规模就不大，又如此的分散，是无法形成聚集效应的。无序的发展对下一步的规范治理会带来严峻的挑战。既然省地两级都有文件，作为一级政府，我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郑红旗本身就是大学生，理论水平高，又有了在基层的历练，看问题看得更加宏观和长远一些。

吴香梅道：“红旗县长，这不都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能因为一个文件就否定了发展吧。”

谈不上否定，红旗县长解释道：“香梅，你的观点没有错，发展确实很重要，但我们要明白，发展不仅仅是盖厂房、上项目那么简单，我们也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只有规范了，我们的发展才能更健康、更持久。”

吴香梅听着郑红旗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她仍然有些不甘心：红旗县长，你说得我都明白，可我们安平的高粱红项目真的等不了啊。我们已经和粮食局签订了收购高粱的合同，如果项目停下来，高粱消化不了，那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郑红旗知道吴香梅的担忧，他想了想说道：香梅，你的担忧我理解。这样吧，我去跟地区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争给我们的项目开个绿灯。说着就抚了抚眼镜，笑着道：“香梅啊，有时候有些事不要着急，我最近有一个感悟啊，天无绝人之路嘛，有的时候观望观望也许答案就出来了”。

这句天无绝人之路是郑红旗最近的体会，前些天在地区找钟毅汇报工作，没想到被钟毅拉着去见了刘乾坤。话里话外就听出了下一步地委是计划将刘乾坤放在地委机关的。而位置嘛则是地委办公室主任。当然钟毅的话没有明说，但当了县长，领导的言外之意是自己能够听得出来。之前自己焦虑和刘乾坤竞争县长，当了县长之后又在焦虑和刘乾坤竞争书记，而如今如果刘乾坤留在了地区，自己下一步接替邓牧为的可能性又大了一些。由此郑红旗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千算万算不如天算，这是用传统智慧的解释，而用哲学的思维来看待，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停顿是相对的。一切的焦虑都是杞人忧天。

吴香梅答道，那就观察观察。

郑红旗道：也不能仅靠观察，就如同你坐在我这里争取一样，我也要去争取争取。

对于去地区争取协调，郑红旗的心里没有底，毕竟前两天的时候，陈东富秘书长提出了见面，自己又一次爽约。但身为县长，不可能不与行署打交道，思索再三，还是与陈东富主动打了电话。

呦，是红旗县长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秘书长啊，上次的事情我临时有事，虽然已经给您汇报解释了，但我觉得不足以表达诚意啊，您看下午在不在办公室，我向您当面作检讨。

事实上，陈东富和郑红旗都是平级，但是陈东富有着领导身边人这个光环，一定程度上，陈东富就是代表着齐永林。郑红旗心里觉得，就算是不打算和齐永林站在一条船上，但实在没有必要去和齐永林撕破脸，这个关系还是要主动去修复。

陈东富多多少少现在还是希望与郑红旗维系关系，毕竟郑红旗现在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实力派，虽然郑红旗转正之后翅膀硬了不少，但相比于邓牧为，郑红旗起码还有一些感情基础。就道：“红旗啊，您要来我随时在办公室恭候”。

这就是体制内的现实，心里不知道问候了对方多少遍，但表面上还得保持微笑和谦卑的姿态。恃才傲物、任情使性是成年人的大忌，如果体制内轻易就和别人撕破脸，那么写在脸上的不是幼稚，而是弱智。

郑红旗约了陈东富，自然是想着通过陈东富来约见齐永林，找齐永林汇报不能没有准备和思路，就叫了秘书卢卫东，把县里要继续上马的企业一并列了清单。

老葛正同大集上的几个家族的老人做最后的谈判，作为村干部来讲，也想着找乡里多要一些补贴，将每个月的土地租金多要一些。毕竟这些钱群众能拿到多少并不好说，但村委拿到的一定比村民多。村干部拿的是乡里的补贴，这个时候，名义上自然要站在乡政府一边，而实际上则和家族长们唱起了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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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葛作为大集上葛家店土生土长的人，本身也就是大集上人口比较兴旺的一个大家族，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涉及大集上的事情，只要是老葛出面，多少都会有一丝的薄面，解决起来也顺畅不少。但如今老葛面临退休，很多工作也就不如以前积极性高，特别这事又涉及大集上葛姓孙姓的集体利益，老葛也是不好说太多。老葛心里明白，这事关大集群众的集体利益，也事关自己退休前能否给村里留下一笔可观的集体收入。毕竟高粱红酒厂已经变成了县属企业，这租金不拿白不拿。

而呈现在会场上则是另外一种表现，几人抽完了烟，就开始大声讨论起来，我的办公室和会议室离得不近，就能听到老葛同大集上几人争执的声音，不时还在拍着桌子。赶巧这个时候，蒋笑笑带着谢白山拿了一些油料票据找我签字，听着老葛浑厚的嗓音回荡在乡大院里。

蒋笑笑心疼地道：“朝阳，看来乡里给的与群众的期待分歧有些大啊，你也不去看看，老葛大爷马上要退休了，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直接去找了马克思报到，会议室的桌子可没人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