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来，对社会发展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老百姓愚昧、孱弱，确实好统治，但也失去了创造性，一代一代遗传下去，时间越长民族越弱。

光靠能看清未来的皇帝没用，看的再明白、指的方向再准确，也得靠大部分国人一起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才会前进，富有创造性的国人越多前进速度越快。

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一个办法，从根本上减少欺骗，建立基本信任。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主要是时间长、习惯难改。需要整整一代人不停坚持说实话，放弃相对容易的撒谎，与人性中的恶打持久战。

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又非常容易，不用号召每个人都自觉摒弃恶习，只需皇帝带头当榜样，再以此来要求朝廷官员遵守。

只要朝廷里弥漫的撒谎习惯被去除，各地官员就只能跟着改变。同理，只要官员们改变了，各地百姓必须也只能跟随，没办法，群体通常都是愚昧且盲从的。

这种方式肯定有成功的先例，因为古人给它起了个名字，上行下效！同时古人也有失败的教训，所以才造出积重难返、法不责众之类的词汇。

但在洪涛看来，这些统统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推诿的借口。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件事，只要统治阶级想改、且带头改变，就没有办不到的，不存在例外！

“……万岁爷要仿效古礼？”听完皇帝的长篇大论，刘时敏有些不敢相信。实际上皇帝所说的史书记录方法并不是独创，早在秦以前就存在过。

当时的史官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没有啥大权力，却在精神上极端富足。他们所记录的史料任何人都不能看，更不能改，哪怕是皇帝也一样，怎么记的就怎么保存。

但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之后，利用谁都无法制衡的权力把史官这个工作给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饱读诗书的应声虫，只要一提杀头，再辅以升官发财，让咋写咋写，还主动渲染。

其后的汉朝、唐朝、宋朝也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还变本加厉把手段弄得更巧妙、装扮得更高尚。到了明朝，干脆连起居注都不让写了，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只能去翻野史、杂史，各种孤证无法比较，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