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人，明朝忠臣，中国十大清官之一。初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升山西道监察御史，因直谏而罚岁俸，遭罢官回籍。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
袁可立，出生于河南归德府睢州，父亲袁淮时年已四十二岁，父亲对于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经常悲痛，一直侍奉着祖母李氏，虽然生活窘迫，也尽力让李氏开心。并教导袁可立考取功名，尽忠报国，时年二十八岁的袁可立考中进士。
在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连审御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着称，因依法按治宰辅申时行内亲吴之祯，而得罪申时行，应天巡抚李涞巴结献媚申时行，遂诬劾太守。中丞李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百辩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李涞以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去官，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四天后准回籍。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问案释疑，理雪冤狱。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着名的“董范之变”，又称“湖州案”。
董份，浙江乌程县人，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仓促办案，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上见疏大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陆树声是同年，而陆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师，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分，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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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南大司马周世选上报至京师，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
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结果上报京城，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划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做实。
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的万历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秦、王先后死于狱中。当乔一琦从死牢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从军报囯，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
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内召当锝谏省”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从容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罪行张榜于五都衢，“重棰问抵”。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说者逐出门外，众阉恨之切齿。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将弄臣正法，京师称“真御史”。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臣，凡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万民高呼“袁青天”
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疏上，夺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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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景德门，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袁可立再次上疏：“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又尖锐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接把矛头指向万历帝：“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疏上，触帝怒，继忤次辅沈一贯，降三级调外任用，因吏部疏捄，奉降杂职边方用，因辅臣疏捄，奉旨革职为民，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史称“震门之冤”。
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二十六年间，三次即家征召“御史”，并不赴，终万历一朝不复出。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联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力请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贼不敢窥。睢阳卫战败而亡，其子袁枢赖此城破家募勇御顽敌，完保睢城一郡生灵。“新旧二城，大司马创修之，小司农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谖乎！’”
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罢官后从不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去卫辉府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起尚宝司司丞，升本司少卿，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泰昌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
封疆多事，辽沈、广宁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