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珂,本姓王,后改姓李,小字二十三,镇州平山人,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代皇帝,明宗李嗣源养子,母为宣宪皇后魏氏。早年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官至凤翔节度使,封爵潞王。后唐闵帝李从厚即位,对手握重兵的李从珂多有猜忌,遂将李重吉由禁军将领调任亳州团练使,令李从珂已经出家的女儿入宫为质,听从朱弘昭、冯赟等大臣的建议,将李从珂从凤翔节度使调任北京留守,但是李从珂拒不受代。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后唐大军包围凤翔,李从珂亲自劝降旧部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战争形势逆转,后唐军队大败,李从珂攻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意图削其兵权,石敬瑭拒不从命,起兵反叛。为对付后唐军队,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称臣,获得契丹军队的支援,击败前来讨伐的后唐军队,随后出兵洛阳,面对压境强兵,麾下诸将纷纷投降,李从珂登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李从珂,本姓王,出身镇州平山民家,自幼丧父,与母亲魏氏相依为命,李嗣源率军攻取平山,俘虏魏氏母子,并将魏氏纳为妾室,魏氏之子年已十岁,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取名为李从珂。身长七尺有余,端谨稳重,沉默寡言,而且相貌雄伟,勇猛刚毅,深受李嗣源喜爱。
后来,李从珂随李嗣源南征北讨,以骁勇敢战着称,颇得李存勖的称赞。李存勖与后梁的军队在胡柳陂作战,两方的军队都疲惫不堪,李从珂护卫李存勖夺取土山,摧毁敌军精锐,他们的军队才又振奋起来。当时,李嗣源已先渡过黄河,李存勖不高兴,问他说:“你应当为我拼死战斗,渡河往哪里去?”李嗣源认罪,李存勖因为李从珂作战有功,于是怨怒才消除。
李存勖率军和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交战,在梁军退却时,李从珂竟然领十几名骑兵混在敌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后退,等到抵达敌人的营寨大门时,李从珂大喊一声,杀死几个敌兵,然后用斧头砍下敌人的了望杆从容回到自己营寨。李存勖见状,大叫:“壮哉,阿三!”立即让人拿酒来,亲手赐给他一大杯,李存勖本人就总喜欢冒险作战,李从珂的举动使他极为振奋。
李从珂跟随李嗣源攻破郓州,李存勖在中都打败梁朝大将王彦章,迅速赶赴汴州,李嗣源率领先锋部队,李从珂率领精锐骑兵跟随,昼夜兼程行进,最先攻下汴州城。李存勖慰劳李嗣源说:“恢复唐国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因功被任命为卫州刺史。
李嗣源奉命往北抵御契丹,因为家在太原,李嗣源上表请求任命李从珂为北京内衙指挥使,李存勖不高兴,改任命李从珂为突骑都指挥使,驻守石门。
魏州军兵叛乱,李嗣源赶赴洛阳,当时李从珂在横水率领部下由曲阳、盂县直奔常山,与王建立会合,昼夜兼程,渡过黄河向南进军,因此,李嗣源的军队声势大振。明宗任命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加官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检校太傅、检校太尉。李从珂被授予左卫大将军,恢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官职,担任西京留守,晋升为太尉,调任凤翔节度使,封为潞王。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对李从珂倍加猜忌,先是解除了他儿子李重吉的禁军之权,改任亳州刺史,调离京师;然后又召他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进宫。李从珂听到儿子被外调,女儿被内召,知道新主对他产生了猜忌,终日惶惶不安。
后来,闵帝更是听从朱弘昭、冯赟等人的建议,实行“换镇”政策:诏令李从珂离开凤翔,改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接到诏令后,颇感不满,想要抗命,又觉得自己兵弱粮少,于是和部下商议。众将领都说:“皇上年幼,朝政都把握在朱、冯两人手里,主上功高盖主,如果离开凤翔,一定凶多吉少。”李从珂于是下定决心,举兵反叛。
潞王李从珂自凤翔出发,起兵反叛。李从珂反后,让人起草了檄文散发到各地,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请求各节度使共同出兵攻打京师,杀掉朱弘昭、冯赟等人。李从厚命王思同领兵来讨伐,王思同集结各路兵马围攻凤翔城。
凤翔城,不是重镇,城低河窄水浅,无法固守。王思同的军队和李从珂的相比,占了很大优势。在朝廷重兵的大力攻击下,凤翔城东、西关的小城先后失守,李从珂的属下伤亡也很大,再打下去,城池难保,李从珂站在城头上,焦急万分,恨自己没有早点防备,以致将要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情急之下,李从珂三下五除二,将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的一个个伤疤,然后站到了城墙上,大哭着说:“我自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才有了今天的江山社稷;你们大家跟着我,这些事都看在眼里。现在,朝廷宠信佞臣,猜忌自家骨肉,我究竟有什么罪要受此惩罚啊!”在生死关头,李从珂哭得声泪俱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许多攻城的军士动了恻隐之心,转而支持他,先后劝降曾经的部下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等攻城将领,并趁机一举击败李从厚派遣的所有军队,随即拥兵东进,兵锋直指都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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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各郡县无不望风而降,朝廷派来征讨的军马,也先后投到了李从珂麾下。兵至陕州,进逼洛阳,李从厚无兵无将,仓促出逃。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第二天,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又立李从珂为帝,他这才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
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就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李从珂与石敬瑭两人原本都是李嗣源手下骁将,皆以勇武着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李从珂即位后,对坐镇晋阳的石敬瑭愈发猜忌,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李从珂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素有谋反之意,当然拒绝调任。
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他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明宗第四子),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同时派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并命各镇联合讨伐。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契丹主亲自率军五万增援石敬瑭,但因联军各怀鬼胎,致大败于团柏谷,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后唐兵力还很强,但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称之为末帝或废帝,传国玉玺亦在此时遗失不知所踪,石敬瑭命人收敛其遗骨,葬于徽陵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