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隋经学家，刘献之的三传弟子。自幼聪明机巧，具有多种特异功能，他的眼睛特明亮，可以直观日头而不眩晕，读书一览十行，过目不忘。他还可以“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

刘炫跟信都昌亭人刘焯，是同窗好友，刘焯也是隋朝着名经学家，二人先后向同郡人刘轨思学《毛诗》，向广平人郭懋当学《左传》，向阜城人熊安生学《礼》。二人闭户读书，十年不出，所以当隋朝吏部尚书问刘炫有什么才学时，他毫不谦虚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究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

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隋开皇年间，刘炫入朝参与撰写国史和修订天文律历，大臣牛弘奏请购求逸书，他运用自己的才华技能，伪造书籍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卖给官府，后来被人揭发。刘炫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刚刚得到的一个官职也被撤掉，打起铺盖回老家去了。

刘炫向吏部尚书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嘘，他的确是一位名重当时的大学问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隋代能称得起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焯时称“二刘”，“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刘炫对《毛诗》的研究，有很大贡献，《毛诗》之传，发轫于西汉河间国，当时不显于朝，直到东汉郑玄为其作笺，《毛诗》才盛行于世。

南北朝魏朝饶阳人刘献之，精通《毛诗》，其弟子刘轨思，“说《诗》甚精”，刘炫和刘焯就从刘轨思学《诗》。刘炫着有《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毛诗谱》二卷，这些着作虽已失传，但其精义，已被后人吸收。唐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即以刘炫的《毛诗述义》和刘焯的《毛诗义疏》为稿本。

刘炫对《左传》有独到见解，《春秋》之传，晋代《公羊》、《谷梁》、《左传》俱立国学，隋代《左传》盛行起来。刘炫治《春秋》相当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述议》三十七卷。其中《规过》一书，是专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杜预是西晋大臣，文武全才，曾因军功封“当阳县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学”权威着作。刘炫敢向权威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

刘炫在他才华初露时，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廷做事，修过国史，订过律历，兼于内史考订群言，先后值班于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但却没有一官半职，以致于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税赋。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内史令诉苦，内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考察他，见他口说大话，不予信任，又经众人举荐，好容易得到一个“殿内将军”的职衔，又因“造假书案”而丢掉了，而且还背上了一个鄙俗的恶名。

刘炫丢了官差，回老家教书，后又被太子杨勇召至京师，要他去侍奉蜀王杨秀。刘炫拖延不愿从命，惹恼了蜀王，将其枷送益州。一介书生，披枷带锁，千里跋涉，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帐内持仗为门卫，后蜀王被废，刘炫授旅骑尉，与诸儒修《五礼》，又被命修律令，后升为太学博士。

在朝期间，刘炫提出过很多正确的建议，他认为事繁政弊，公文繁琐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乱局面。主张简化办事程序，对外，他反对出兵高丽，作《抚夷论》指陈利弊，他有许多为政治国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人却自恃才高，目中无人，经常轻慢当局，上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