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黄河又在徐州黄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到此时,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
在刘东星主持下,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对河槽加宽加深。
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泇河。
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以便纤挽船只,避免湖中行船风险。
泇河虽然初步开通,但尚不能通运,仅能通行小船:“河身尚浅,水二、三尺不等,江浙、湖广粮船重大,艰以通航”。
万历三十一年,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泇河通运,并于次年正月上《请开泇河酌浚故道疏》,其中提出开泇河的“六善”、“二不疑”说,更全面阐述了开泇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言之具体而现实,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
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
李化龙循旧迹,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渐转东南郗山,至韩庄折向东,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全长二百六十里,统称泇河,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
至此,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建立,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再未改变。
实际上,迦运河的开通,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用清代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有明一代治河,莫善泇河之绩。既避黄河之险,又资泉湖之利”。
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即“借黄行运”派与“避黄行运”派。
“避黄行运”派的主张从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的议奏中,已看得比较清楚。
主黄派以潘季驯、万恭、常居敬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当时的根本问题是黄河,只要集中全力把黄河治好,既可以使百姓摆脱黃祸,又可以借黄行运。
潘季驯在万历年间开始尝试用束水攻沙法,治理徐淮黄河的成功经验证明,黄河淤塞运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分散力量再开新河。
在“泇河之议”中,以潘季驯为代表的主黄派反对开泇河。
在泇河开通之后,他们又认为开挖泇河是不成功的,严重贻误了对黄河的治理。
虽然泇河开成以后,泇河经常河浅没水,而到夏秋就受沂河、武河和京河的山洪冲击,出现大量淤沙。
泇河新渠在明末又不断进行了拓展、疏浚,其建置不断完善。
到了清代,完全接受了开挖泇河的成果,并把它作为京杭运河的主航道,旧运道被完全废弃。
而现在,大明万历年间河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魏广德坚持下,迦运河避免了此后长达二十年的争论,在其推动下直接进入明廷视野。
当晚,朱衡就到了魏广德府邸,他来自然是要问清楚内阁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过了,与其再次尝试胶莱运河,不如开挖新河渠,避开黄河之险。”
魏广德对朱衡解释自己的理由,“在张居正心里,依旧是漕运的重要性远大于海运,我在内阁话语权不如他重,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支持开挖迦运河,保住漕运畅通,对朝廷有利。
迦运河开工,不代表黄河就不治理,在我想来,黄河依旧要治,只是这次只是治水,和保运没有任何关系,想来对于治水之人来说,承担的责任就要小一些。”
“五年?”
在朱衡问询的时候,魏广德给了肯定的回答。
“工程浩大,需要求稳,第一年主要是再次确认开河的可能性。
之前你说存在一些难题急需解决,工部要召集水工方面行家商议解决。
该筑堤的筑堤,该凿石的凿石,务必把准备工作完成。
周边水系要详细调查,对调水也要有详细的计划,切不可因为水量影响行船.”
魏广德把自己考虑统统向朱衡解释一遍,最后才说道:“这些年漕运因为黄河水患屡屡断航,我希望迦运河建成后,漕运能保持持续顺畅。
只是黄河过水时,稍稍停留数日还可接受,但若因此断航是断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