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阵法，是南宋川陕名将吴璘在长期的抗金斗争中，创制的一种新式战法。

关于“叠阵”的直接记载，最早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记述了检阅吴璘兵马的景象。

璘阅兵河池，以新战阵之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

约敌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

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

遇更替则以鼓为之节。

骑出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兵退，谓之“叠阵”。

诸将窃议曰：”军其歼于此乎？”

璘曰:“古之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余意，无过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房琯知车战之利，可用于平原旷野之间，而不得车战之法，其败固宜。

敌骑长于奔冲，不尔，无有能抗之者！”

这两句话，尤其是后一句，却颇为关键，因为它直接点明了吴璘创立“叠阵”的动机与目的——在平原旷野间，克制长于奔冲的金军骑兵。

以吴璘为代表的西线宋军发明“叠阵”的目的，是为了在平原旷野克制金军骑兵，而这个战术层面的目标，又是为反攻秦陇这个战略目标服务的。

充足的马匹供应，是建立强大骑兵的基础，相形之下，宋军的骑兵却十分可怜。

北宋就已严重缺马，而南宋丢失陕西后，“使川陕马纲不通”，“马极难得”，导致南宋将领不得不想法设法补全这一缺陷，叠阵法也就应运而生。

事实上，由枪、弓、弩组合而成的步兵阵形，古已有之。

只是这条总原则虽然一直无太大变化，但其具体实施的过程，在各历史时期却有很大不同。

如唐代的步列队次序，是先弩手、次弓手、次枪刀手，弓弩攻击结束后，队列前排的弓弩手要拿起随身携带的短兵器，参与肉搏。

但到了宋代，由于募兵制的发展，士兵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兵种间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强化，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改变，就出现了枪刀肉搏兵器在前，弓弩等远距离抛射兵器靠后的队列编排次序。

北宋兵书《武经总要》的“步兵习四变图”中记载：

一鼓，直枪刀。二鼓，枪刀皆坐，弓弩者立，侯击木，弓弩各箭三发。鼓声作，少进。又三发箭讫，侯鼓声前行，曳枪刀而趋，弓弩从之，至界旗止。闻鼓，直枪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发。讫，闻鼓复立，垂枪首，闻金而退至旧处止。一鼓直枪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复直枪刀，四鼓旗枪如旧，鼓声止。

这其实就是在模拟实战中的情况。敌人尚远时，枪刀手坐地，为弓弩手让出视界，由弓弩手输出攻击；敌人接近时，枪刀手起立迎战，与敌白刃肉搏，保护身后的抛射兵种。

这种安排与“叠阵”已经很类似了。

但不同之处在于，北宋时期的步兵队列布置，讲究的是“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枪手与弩手编排繁冗，队列变化也较复杂。

而南宋军队则根据实战要求，做出了大规模的简化，多采用五六十人为一队的大编制“纯队”，一队枪则纯枪，弩则纯弩，然后把相同兵种的几队集合在一起结成纯枪或纯弩的小阵，诸小阵之间，再按照肉搏兵种在前，抛射兵种在后的顺序排布。

关于吴璘布阵人数的记录，步兵主阵有“甲军枪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左右两翅翼各有“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

从兵器编制的人员数量来看，应该也是若干纯队集合起来后，再依长枪在前，弓弩在后的次序组织的阵型。

其实，这样的列阵在大明也有参考，明军步卒的阵列就彷照此法，只不过一部分弓弩手已经变成了火铳手。

这也是蒙古骑兵在面对准备充足的明军步卒方阵也会束手无策的地方，他们往往只能利用战马的速度奔袭行军中的明军，而难以在正面战场和明军抗衡。

毕竟，人都是惜命的。

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明军，还没照面就被大量杀伤，蒙古人也会崩溃。

但是，就现在的明军条件，这样的步卒方阵其实也已经不多见，或许也仅有各镇总兵、副总兵旗下正兵营能勉强办到。

其他的卫所，缺乏粮饷，疏于训练，早就废了。

而马芳、戚继光等将领之所以能在这个时代大放异彩，他们的战术未必是最精妙的，毕竟大多脱胎于前人经验总结，这些在《大明会典》中也是有所记录，而根本原因则是他们补足了这些短板。

俞大猷统领的其他卫所士卒，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粮饷、训练问题，可也是最大限度在战事予以补上，以此提升士卒作战士气。

实际上，明朝卫所兵基本素质还是有的，否则俞大猷也不可能带领地方卫所士卒参与一场场战事还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