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清贫的孟郊不也在登科后一洗颓废，神采飞扬吗？可见这是一个千古文人共有的梦。仲舒在等，等待机会。

“玉在匣中求善价，钗在奁里待时飞”！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下诏，令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推举人才，“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然后聚之京城，与天子面对面的交流。一时间，蛰伏民间的精英人才鲤鱼争跃龙门般涌了出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早已得享大名的董仲舒。

董仲舒没有与武帝当面探讨，他的手段是上书对策。仲舒并非形而下的“器材”或匠人，而是形而上的哲学家。武帝雄才大略，所求亦非一时一地的权谋术数，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所以他对仲舒的想法非常感兴趣，故而连续下诏向仲舒问了三次，仲舒也连续地上书，做了三次解答，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在“天人三策”里，董仲舒引用并发挥了《春秋》，将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和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人君有道，治国有方，那么就会天降祥瑞；反之，如果人君纵情享乐，不顾百姓死活，那么就会爆发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时候，上天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儿子——“天子”，所以这些自然灾害只能算是一种警告，可是如果人君还是不知悔改，那么灾害就会越来越多，直至国破家亡，宗庙毁坏。

可以看出，仲舒的儒学不但与孔子不同，与相对较近的孟子相比也大大不同。他的学问里似乎融入了稷下学宫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阴阳感应学说。当然，董仲舒学问的主体还是儒学，他提出“天人交感”渲染灾异变化，主要是为了约束至高无上的皇帝，因为经过了秦朝的二世而亡，汉初的有志之士已经看出了过分集权的危害，因此被秦始皇废止的分封制又开始在高祖刘邦手下复活。

那么，如何做才是有道呢——这才是董仲舒的重点——当然是兴儒学，不光是兴，而且要定儒学为一尊。其他百家杂说在董仲舒眼里都是胡说八道、惑人耳目的，所以要“悉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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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儒学不是“纯正”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