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蔡泽，范雎差点哑然失笑，此人其貌不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与自己一表人才、满腹经纶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于是乎，范雎傲然问道：“先生有什么了不得的能耐，竟能夺我相位？”

在此之前，蔡泽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见范雎发问，遂不慌不忙地答道：“君侯的见识是多么的浅短呢，众所周知，君主贤明、臣属正直，是整个国家的幸事和福气，父慈子孝、夫信妻贞为一家的大幸之事。然而，自古至今，多少贤臣良将最终郁郁而终。”

顿了顿，蔡泽继续说道：“比干忠正却不能续殷存，子胥智谋却不能保吴完，申生孝敬却不能止晋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身与名俱全者，最上；名可法而身死者，居中；身存而名辱者，最下。商鞅、吴起、文种这些人，对君王竭力尽忠，立下汗马功劳，最后竟惨遭杀害，不得身名俱全，实在可悲。拿现在的君侯来说，声名功绩远远比不上以上三者，但是禄位贵盛、私财丰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秦王对君侯的信任，又比不上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楚悼王对吴起的信任、越王勾践对文种的信任。”

作了这番比较之后，范雎对于蔡泽之才，已经有了一番认识，同时对于他想要表达的意图，在心中也有了一点雏形。遂听蔡泽继续说道：“现在，如果丞相还不知进退之术，我怕您的祸患会比商鞅等人更重。您不会不知道：天地万物，四时之序，无功者来，成功者去，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此乃天地常数；进退盈缩，与时变化，此乃圣人大道。可惜普通人常被一己私利诱惑，并不能领会其中的道理。正如鸿鹄、犀、象，它们居住之地原本远离危险，却因被诱饵诱惑，终不免于死。”

这蔡泽之辩才果然了得，三言两语之间，就将范雎说得背心发凉，只听蔡泽继续说道：“书中有言：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君侯相秦，计不下坐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斩断三秦通途，令六国不得合纵；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已得，君之功至极，正当秦国分功之时，却不思退避，则有商鞅、吴起、文种之祸。君何不让归相印，择贤者而授之？”

话说到这个份上，范雎对于蔡泽的论调，实际上已经很明了了。蔡泽论人事、谈安危，语语动人，字字惊心。范雎何等聪明，一点即通。他知道，自己谗言杀白起已经犯了众怒，再加上郑安平和王稽的事情，自己在秦国政坛上，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与其最终落得个和商鞅、吴起等人一样的悲惨下场，还不如现在就急流勇退，尚能保个安全之身。于是，范雎奏请了秦昭襄王，盛赞蔡泽之贤，并且举荐了蔡泽担任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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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没有想到，秦王竟然很畅快地答应了自己的请求，可见秦王在最近，也萌生了惩办自己的心思，至少难以再重用自己。因为秦国眼下的形势，需要更多地仰仗军事集团的支持。

而这蔡泽行事，还真是出人意表。他才做了几个月的宰相，便担心因他人的怨愤而被杀，遂直接退了下来。后来别人问他因由，他直言不讳地解释，自己可不是范雎，范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自己只要大难不死，后福什么的就不在乎了。不过他虽然辞去了相位，却还是继续参与秦孝文王和秦昭襄王时期的政事，到了秦始皇时期，还受到了重用。燕太子丹就是经过他的游说，才到秦国做了质子。

这是后话，暂时不表。

而范雎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辞去相位之后，死在自己的封地应城，也算是得到了善终。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关于范雎之死，除了善终（主论调）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种其他的说法。比如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的编撰中，对于范雎之死就进行了论述，和《史记》所记载的范雎之死大有不同。其间言道，在云梦秦简的《编年纪》中论道：“（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这个张禄，就是范雎初到秦国之时的化名。可见范雎在公元前255年，因王稽之事受到了连坐，就已经死了。

但只是说范雎死了，却并没有说他被秦王杀了。而依据司马迁写史书的严谨，再加上后来的蔡泽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可以证明，就在王稽之事爆发这一年，蔡泽便来到了秦国，游说了范雎，范雎也在辞去相位之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范雎死了，他的一生有功有过，但是对于秦国的发展以及整个战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他所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