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到过多的认可，最后只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当时，依靠不切实际的礼仪是统一不了天下的，铁与血的交融、谋与术的攻伐、智与力的较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

只有天下初定之后，统治者才会用儒术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安于现状、遵循礼制，不要犯上作乱，但它绝对不适合教化想要成为权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荀子的言论，只可以作为两个老人之间的肺腑之谈，却不能当做秦国的治国之本。荀子也只能依靠着他的经邦治国的理想，教化那些甘于被教化的人，没有一个君王会真正成为他学生。

自古人们论及儒家学说之时，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荀子之功绩并不逊色于孔孟。

许多人分析荀子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扬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因为荀子创立了不同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们都是靠礼制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辨别自己的方向，合礼才得称为成人，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而荀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创造出他那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懂得迂回和妥协，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依据人胜天地万物说，创立了专制主义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论否认命运，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认为人本性恶。这在当时而言，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把命运、天地、鬼神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义、性善等都不过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工具。他们讲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严刑峻法。因而孔孟二圣的地位也就高于荀子，就连后世孔庙中也没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怀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秦国，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确信的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赵国。因为早在秦国之前，赵国就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赵奢、廉颇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见赵孝成王的昏聩无能，赵国在他的眼中，已经和自己一样，垂垂老矣。

荀子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应该是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以抵御强大的秦国的铁蹄；应该也会有欣慰，因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据考证，荀子是当之无愧的儒家传经大师，有了他，秦汉的那些儒生们，才得以争相传颂《诗》、《礼》、《易》、《春秋》诸经说。恰如胡元仪在《荀卿别传》中所云：“荀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论述道：“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荀子在传经一事的成绩，要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