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思想变革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诸侯国的兴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生灵涂炭。但此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制约思想的体制及其强制机构日益消散，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且，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获得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战国早中期有吴起、商鞅、苏秦、孙膑、张仪等人，后期有范雎、李斯、韩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们的生平机遇和功业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早在100年之前，齐王田辟疆便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区，称为“稷下学宫”，以用来招揽各类人才，其中尤其以经邦治国、军事外交类人才最受欢迎。这个稷下学术区中，有宽广的街道和连接数里的楼宇。不管有没有官职，只要在是“稷下学宫”的人员，齐国都会为其发放专门的俸禄，因此当时齐国号称是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的国家。
学术在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的同时，逐渐也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了各种专门介绍和阐释本派观点的专门着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天下学术又有了新的趋势——重新归于统一。这时候，有两种思潮备受瞩目，一是儒家学派，另一个则是法家。两种思想的观点很不相同，以至于后来秦始皇将其演变成了两派的争斗。秦朝建立后，法家学派居功至伟，使与之持不同观点的儒家学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在战国的后期，那些儒家巨子们依旧无怨无悔地宣扬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书中说道，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名况，字卿。《史记》成书后，因要避讳西汉宣帝刘询的名字，而恰巧“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据考证，荀子应该是中原地区赵国人，还有人说他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荀子是当时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人们尊称他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却成了法家学派的代表，他们就是韩非子与李斯。
除此以外，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也是荀子的门下高足。荀子的着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这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的学者和政界都对荀子持有偏见，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对于荀子着作的注释校订才有所增加。近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以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荀子的学术：（中国）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荀子晚年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为《劝学》。
荀子的学术可谓博采众长，虽然其儒术并没有被秦国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在秦国得以完美地实践。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可见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荀子帝王之术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
据《史记》记载，荀子在进入秦国之前一直四处游学，传道授业解惑。到了50岁时，才游学于齐。但是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大约相隔了50年的时间，如果《史记》可信，荀子年当在100岁左右，与事实有出入。应劭在《风俗通》一书中，改年50为年15。依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还无法证明荀子的确实年龄。但依据诸家考证，自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应该是属实的。
至秦昭襄王时代，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辗转来到楚国，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国便不再重用他，这也在一定层面上，隐射着楚国的衰落。荀子在楚国无事可做，只能返还到自己的居所兰陵，以教书为生。
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们二人，一个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学术上的泰山北斗，就那么平静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时，热热闹闹、等级森严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对的或者是面对着，都无法去考证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一刻他们二人都没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没有唏嘘人生的福难，没有诘问战国的意义，有的只是平静，如水一般的平静。
他们此前并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好久，于是相视一笑，无须多问，荀子就能看出，此时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着虎视天下，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时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阳光下的悲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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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荀子说话了，他的语气很平淡，用词也很平淡，说的事情也仿佛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国的要害：“儒术对于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益处吗？”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内施行的是法治制度，对外则是王霸政策，这是秦国立国的根基所在，事实证明，这也是秦国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从商鞅时代开始，秦国便一直坚持着这种指导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如果秦国施行儒术，只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和最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