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楚王虽然没有夺取和氏璧的心思,并不代表赵国国君惠文王就能够高枕无忧。因为,西方强国秦国的国君秦昭襄王对和氏璧虎视眈眈,只等实力与时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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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周王还在,所以周礼尚存。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是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不至于落人话柄。
就在秦昭襄王对和氏璧朝思暮想而不得之时,一位臣下向其谏言:只要秦王略施小计,以15座城池为诱饵,就可逼赵国就范。如果赵国从了秦国,将和氏璧献上,则以城池交换之事,大可一笑置之;倘若赵国不从,则秦国正好有了攻打赵国的理由。如此一箭双雕之事,秦王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封信便由秦王寄到了赵王的手中。能够在战国那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屹立不倒,赵惠文王自然不是愚蠢之辈。他料定秦王此举,意图不轨。一旦自己把和氏璧献给秦国,则秦王许诺的15座城池,必然是水中花、镜中月,可是一旦赵国拒绝了秦国的“友好”行为,则势必会激怒秦王,引火上身。
给也不是,不给更不是,这让赵惠文王如何是好?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赵惠文王苦心孤诣、徒添三千烦恼丝之时,宦官头目缪贤站了出来,给了赵王以希望的曙光。
那道曙光,就是蔺相如。
对于缪贤的记载,可见诸于历史的实在很少,因而其生平事迹也就成为一段空白。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韩非子·和氏篇》中,各有寥寥数语的介绍。因此,缪贤也只是一个小人物,之所以能够见诸于历史,不被世人遗忘,就在于他曾做过其一生中最为明智的事情——举荐蔺相如。
此时的蔺相如只是缪贤手下的一名食客,名不见经传。缪贤见赵惠文王正自踌躇该派遣何人作为使者前去秦国回复时,缪贤不失时机地向赵惠文王举荐了蔺相如。
使者的出行关乎赵国的荣辱得失,自然半点也马虎不得。赵惠文王对蔺相如一点也不了解,遂问缪贤,蔺相如何德何能,能够代表赵国出使秦国。
缪贤对赵惠文王说道:“臣下曾经犯过过错,本来打算逃去燕国,那时蔺相如拦住我说:‘您了解燕王吗?’臣当时对他说:‘我曾跟随大王在国境上与燕王会见,燕王私底下告诉我愿意跟我交个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了解他,才会想到去他那里。’蔺相如于是对臣说:‘赵国是强国,燕国是弱国,您在赵国受宠时,燕王才想和您结交。如今您是以罪臣的身份逃去燕国,燕国惧怕赵国的势力,又怎敢收留您?燕王一定会将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的。您还不如主动伏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这样也许有机会被赦免。’臣正是听从了蔺相如的意见主动向大王请罪,才获得了大王的赦免。所以臣私下认为蔺相如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派他出使很适宜。”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缪贤虽然是个小人物,却在赵国危亡之际,毫不忌讳地举荐人才。他的优点,可以概述为两点:
第一,慧眼识英雄。慧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识”字,缪贤的确别具慧眼,能从一件事情上,深刻地认识相如之才。如果没有缪贤这双慧眼,没有缪贤这个伯乐,那么像蔺相如这样的千里之马,恐怕也只会被人“遗而不知”。
第二,胆识过人。他看准了赵惠文王是个明君,对自己曾经的过错定然不会追究,遂在举荐蔺相如之时,能够扬相如之长,不避己之短,并敢于以己之短来衬托相如之长。世人都赞春秋时期的祁黄羊,说他“外举而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岂不知,缪贤为了国家,即使有泄漏自己的隐私、被国君怪罪的危险,也毫不忌讳。如此不瞒私、不避短、为国为民举贤才的作为,当为后世所敬仰和赞叹。
自此,蔺相如正式走进了历史的舞台,此后更有广阔的天地,任其扶摇直上九万里,遨游于战国的风口浪尖之处。